踏入中国玺印篆刻馆，仿若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印章溯源之旅。馆内首次将中国印章的发展置于世界古代文明印章主要起源体系的宏大背景之下，这一独特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印章在不同文明摇篮中诞生与发展的多元面貌。

在人类文明的曙光初现时，印章便在世界多个古文明中崭露头角。两河流域，这片孕育了古老文明的沃土，早在公元前 4 千纪，滚筒印章便已出现 。它的诞生，与当时城邦经济发展、政治管理复杂化密切相关。最初的滚筒印章呈圆柱形，通常纵向穿孔，孔中可插把柄，以便滚印操作。当印章在一块软湿的泥土上滚动时，就能形成一个连续的图案，其刻纹面积大，能承载精致复杂的图案与文字，传递重要信息，从乌鲁克文化期历经早王朝时期、阿卡德王朝等，滚筒印章的形制、题材不断演变，见证着两河流域文明的兴衰。

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也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迎来了印章的身影。古埃及的 “滚筒印” 与 “圣甲虫印” 别具特色，“圣甲虫印” 多以圣甲虫（蜣螂）为造型，在古埃及文化中，圣甲虫被视为太阳神的象征，具有神圣的寓意，这些印章不仅用于封印、标识物品，更蕴含着深厚的宗教文化内涵。

印度河流域的印章同样历史悠久，出土的印章多为方形，用冻石、粘土、象牙和铜等材料制成，尤以冻石居多。印章上刻有浅浮雕，内容丰富多样，有印度习见的动物，如犀、象、虎、鳄鱼等，还有幻想的复合动物以及可能与宗教崇拜相关的形象 。虽然印章上的文字至今尚未解读成功，但据推测，它们可能用于封泥、标明身份或作为宗教护身符，是印度河文明独特的见证。

而在黄河流域，中国的印章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缓缓浮现。商周时期，玺印已悄然出现，最初的玺印形态多样，功能多元，主要充当自然人或氏族群体的辨识标志，以及权力和身份的物理凭证 。从最初的简单图形、符号，到后来融入文字，中国印章逐渐发展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在世界印章之林中独树一帜。这些不同地区的早期印章，虽诞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却都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印记，为中国印章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参照与启示。

步入中国玺印的展区，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触摸到历史跳动的脉搏。这里的每一枚玺印，都承载着一段独特的历史，它们是岁月的见证者，以无声的姿态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西周至战国：印章的萌芽与发展

西周时期，印章已初现端倪，“涡纹玺” 便是这一时期的珍贵见证。它的印面中，同心圆内圆饰有三条旋转着的弧线，这种独特的涡纹纹样，与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是当时某一氏族的独特标记 。这枚小小的玺印，处于中国印章演化的早期阶段，为我们研究印章的起源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让我们得以一窥远古时期印章的雏形与用途。

时光流转，来到战国时期，玺印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彼时，玺印的使用极为普遍，无论是器物制作的标记，还是文书往来、货物流通的封检，玺印都作为重要的凭信发挥着关键作用。官玺与私玺的形制和功能逐渐分化，官玺作为行使职权的依据与身份等级的象征，其形制和文字逐步形成规范，而私玺则更注重便利与美观，形制丰富多样，钮式更是精彩纷呈，鼻钮、亭钮、覆斗钮、拼合钮、柱钮、觽钮、辟邪钮等不一而足，展现出当时工匠的奇思妙想与精湛技艺。

从文字风格来看，战国七雄的玺印各具特色。燕玺形式多样，官私玺规格分明；齐玺以白文为主，文字朴茂雄浑，尽显大气之风；三晋官私玺以朱文为主，精巧工致，体现出细腻的工艺；楚玺则呈现奇逸恣放的独特面貌，充满艺术张力；秦国文字工整，承绪西周籀文遗规，为后来玺印文字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而巴蜀铜玺使用图形符号，风格独树一帜，神秘而独特。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还创设了 “玺印中的书同文” 专题，通过不同国别的官印，清晰地展现了文字变革的历程，让这一存在于史书中的制度得以直观呈现 。

秦汉：印系的成熟与辉煌

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官印制度走向成熟，与古代职官制度紧密相连，形成了延续 800 年的秦汉印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官私印章，艺术风格发育充分，技艺精湛，堪称中国玺印史上的巅峰之作。

秦代推行 “书同文” 政令，玺印文字、钮式趋向统一。与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相适应的官印制度开始建立，从皇帝玺印到官员用印，都有了严格的规定。例如秦 “浙江都水” 铜印，便是秦代官印的典型代表，其印文规整，体现了秦代官印制度的严谨。到了西汉，各级官爵印的质料、形制确立了严格的规范，缪篆成为印章的专用书体。西汉 “武意” 玉印，玉质温润，印文线条流畅，布局均匀协调，展现出汉代玉印的独特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对印章材质和制作工艺的极高要求。

汉代官印风格堂正大气，法度严谨，笔画厚重而不失灵动，结字方正而气力充实，章法以平正为基本格局又不失欹侧多变之势。私印则风格精巧温雅，用刀舒缓平和，字法平实又灵动，篆法更趋向于装饰化，出现了满白文等典型作品。从制作工艺上看，铜印有铸和凿两种方法，铸印笔道浑厚凝重，字法安排妥帖，结构严谨大方；凿印则笔道劲挺有力，以直画为主，多见于战事紧急时为将领出征临时镌刻。而玉印的制作工艺独特，靠 “琢” 而成，笔画大多方起方收，间距较宽，别具文静典雅的风范。

新莽至唐宋：传承与变革

新莽时期，虽然历史短暂，但印章却独具特色。王莽改制，使得官印多为改制后的官名、地名、爵称等。例如 “设屏农尉章” 银印，印文为五字，将最后一字拉长作为末行，符合新莽官印的特征。其龟钮精致，龟首前伸，龟背凸起，龟爪五趾张开立于印的四角，与龟尾形成五个支点，给人稳重、典雅的感觉 。新莽印章不但制作精美，而且在艺术上呈现出结构满、书体工整、笔画圆润的特点，虽稍嫌拘谨，却也为后世典雅印风提供了重要的典范。

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印章风格有所变化。到了隋唐时期，官印形制益大，印文用小篆，一律作朱文，完成了用印方式由封泥向钤色印的转换，中国古代官印从此形成新的体系。隋 “临汾郡赞治印”、唐 “齐王国司印”，连同钤有 “西州都督府印” 的唐代《请纸牒》，共同诉说着玺印普遍钤于纸张时代的来临，这一转变不仅是用印方式的改变，更深刻影响了印章的形制、文字风格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

宋代，篆书印文趋向平实整齐，同时出现隶楷书的官私印，书法清新质朴，还开始流行签字式的花押，丰富了印文的表现形式。辽、西夏、金、元等北方民族政权，以自创的民族文字入印，虽多仿照汉文篆体模式，但也为中国玺印文化增添了多元的色彩，展现了不同民族文化在印章艺术中的交融与碰撞。

宋元至明清：多元发展与特色呈现

宋元时期，官印继续发展演变。南宋螭钮玉押的出现，与台北 “故宫博物院” 藏赵构《赐岳飞手敕》上的画押可相对应，为研究宋代的文书制度和印章文化提供了有趣的线索。此时的官印在形制和印文书法上进一步趋向整饬，印制规范，文字排列渐趋匀落茂密，直至 “九叠篆” 的形体成为官印的法定规范，这种独特的篆体以其屈曲缠绕、线条繁复的特点，体现了宋元时期官印的庄重与严谨。

明清时期，御前牙质关防印、伊犁将军银印等重器新品，彰显了这一时期印章的独特地位与重要性。明清官印在制度的规范下继续演化，除 “九叠篆” 印文外，又有 “柳叶篆”“悬针篆” 等多种变体，与不同的质地、钮式相组合，构成了官印繁复的等级体系。同时，文人篆刻流派兴起，明中叶石质印章的普及，为以艺术鉴赏为主要功用的篆刻创作提供了便利，文人书画的空前发展，更是推动了文人篆刻的繁荣。这一时期的篆刻作品，不仅注重印文的文学情趣，更追求形式的赏玩品格，印章形制力求新奇多样，反映了明清之际文人独特的审美趣味。

民国时期：延续与演变

民国时期，印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演变。虽然社会动荡，但清代篆刻名家进入民国，为民国的篆刻艺术发展注入了活力。吴昌硕这位从清末进入民国的大师，在民国生活的 15 年里，其篆刻艺术达到成熟阶段，对民国印坛起到了领袖作用 。他的弟子众多，如赵石、陈衡恪、徐新周等，皆成为民国时期印坛的主将。这一时期，“浙派” 虽处于衰落期，但仍涌现出王褆、唐醉石等具有代表性的大家，赵时棡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二十年代末，他与吴昌硕、王褆被称为鼎足三立者。此外，齐白石以其独特的篆刻风格，在民国印坛独树一帜，他的印章以单刀长冲刀法直冲，气势豪迈，篆法大胆创新，章法布局独特，形成了 “齐派” 篆刻艺术，成为一代宗师。民国时期的印章，既传承了传统印章的技法与文化内涵，又在时代的影响下，展现出创新与变革的精神，为印章文化的发展续写了新的篇章。

中国篆刻：文人雅士的艺术天地

在上海博物馆的中国玺印篆刻馆，一场关于中国篆刻艺术的盛宴正缓缓拉开帷幕。中国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文人情怀，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唐宋元明：文人用印的早期探索

唐宋元明时期，是文人用印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的文房用印，为篆刻艺术的发展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在这一单元，考古出土的唐宋元明时期的非凭信类用印，将我们带回那个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时代。

北宋末年钱世瑞的 15 件木质文房组印，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钱昶，字世瑞，生前官至枢密院副使，后贬为湖州府尹。这组木质印章以黄杨木制成，内容涵盖姓名、文房、封缄、表敬、诗文等 。它们的出现，为研究文人印章的使用状况与篆刻风格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让我们得以窥见北宋末年文人用印的丰富面貌与独特韵味。此时，文人开始介入印文的内容与设计，斋号等非凭信类文人用印内容在唐代出现，到北宋末年，姓、名、字、号、书斋、书柬和表达心志的诗句闲章都已齐备，文人用印体系逐渐形成，对印文内容、文字风格和艺术水平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 。

明清：流派纷呈，名家辈出

明清时期，篆刻艺术迎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明中叶石质印章的普及，为文人篆刻创作提供了便利，文人书画的空前发展，更是推动了篆刻艺术的蓬勃发展。

文彭，这位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之子，被誉为 “三桥派” 的开山鼻祖，他与何震一起，成为明清流派篆刻辉煌业绩的开拓者 。文彭的篆刻风格清新、娟秀、典雅，注重篆书的研究，强调篆刻艺术需精研六书。他的朱文印取方折结构，用小篆结体，线条流畅，布局均衡，具有文人印章的典型特征，其刻制的 “七十二峰深处” 牙章，虽有残损，但印文布白匀整，线条细挺圆润，左侧可见 “文彭” 两字草书款，相传为抗战时期出土，受到中外篆刻界的关注 。何震作为文彭的学生，创立了 “雪渔派”，他的篆刻风格以刀法独特、线条粗犷、结构错落有致而著称，创新了多种篆刻形式，尤其是在边款创作上，采用单刀进行篆刻，使得作品具有一种质朴厚重的特点，他为明代文学家朱之蕃所刻的 “笑谈间气吐霓虹” 石章，用刀挺劲，收笔刀痕显露，笔画具有猛利的视觉效果，印面布局气势磅礴，是其代表作之一 。

清代印学以浙派、邓派为主要代表，涌现出各具风格的名家。丁敬是浙派的创始人，他在朱简的 “切刀法” 基础上，增加了带有隶书笔意的书体和汉印，形成了具有古拙特点的浙派 。他的篆刻作品刀法细腻，线条刚劲有力，布局严谨，体现了清代篆刻艺术的独特风格。邓石如则创立了 “邓派”，其篆刻风格矫健婀娜、雄浑古朴，作品在线条上追求书法的笔意，布局上追求疏密有致，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吴让之作为邓石如的弟子，继承并发展了邓派篆刻，他的 “函青阁主” 印作，原石、印面、边款保存完整，刀法使转生动自如，章法安详稳健，充分表现出笔意，在平稳中求意趣，凝炼流动，婀娜多姿，展现出端庄润雅的气度 。此外，赵之谦以 “印外求印” 理论为指导，将权量诏版、泉布镜铭文、砖瓦碑刻、封泥等入印，为篆刻艺术开创了新的道路；吴昌硕则兼师丁敬、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诸家，中年以后摆脱各家影响，吸取秦汉玺印、封泥、古陶文的营养，把石鼓文的笔意风采融入印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清末艺坛的巨擘 。

现当代：海纳百川，风格各异

步入现当代单元，中外印人在海上的交流融合，为篆刻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与风貌。这里展示了日本河井荃庐和圆山大迂等在日本篆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印人，在寓沪期间学艺的印作，他们在吸收中国篆刻艺术精髓的同时，也融入了日本文化的特色，为篆刻艺术的发展注入了多元的元素 。

这一时期，南北印作风格迥异，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北方印作可能更注重传统技法的传承与发扬，线条古朴厚重，布局严谨大气；南方印作则可能更具创新精神，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尝试新的材料、技法与表现形式，风格灵动多变，充满现代气息。无论是北方的雄浑大气，还是南方的婉约细腻，都展现了现当代篆刻艺术在传承与创新中的独特魅力，它们相互交融，共同推动着篆刻艺术在新时代的发展，让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